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实习医生，在我们毕业的时候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们可以完成阑尾、疝、大隐静脉曲张和一些常见的门诊手术，可以在临床上倒班了。3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的毕业生到了临床能够做什么呢？一些在临床上工作了几年的年轻医生，还不能够胜任临床工作，一些常规的手术还难以完成，这一现象绝非个案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现在的年轻医生的成长得这么慢呢？
第一，现在的医疗环境不利于医生的培养
在我们实习的年代里，患者的维权意识很差，只要是穿白大褂的都是医生，就是知道是实习生，病人也是非常宽容的，记得我在同济医院实习的时候，就误诊了一个病人：
1982年11月，我在医院的急诊科实习，按照学校的要求，实习医生晚上必须在医院看病人，一天晚上，我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呼吸困难病人，经过询问病史，老人因洗澡后突发呼吸困难，以前有慢性支气管炎病史。体检发现病人的呼吸音粗。我马上向老师作了汇报，考虑为慢性支气管炎发作，老师让我将病人收入院。
第二天，我到病房去打听一下该病人的情况，才知道病人是自发性气胸。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，我翻阅了病历，才知道病人在洗澡时，突然发生胸部的撕裂样疼痛，继而出现呼吸困难；体检病人的左肺呼吸音消失。这些都是自发性气胸的典型表现，这么重要的病史我怎么没有问出来？体检也完全错误，我的脸不禁一阵阵发烧，如果我没有把这个病人收入院，我的误诊病人很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，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赶紧赶到病房，老人经过抢救，已经平静地睡在床上休息了。我不好意思地向老人道歉：“老人家，对不起，让您受苦了。”老人十分和蔼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刚刚当医生，没有经验，以后你会慢慢有经验的。”
老人的宽容，让气氛缓和了许多，我和老人攀谈起来，在谈话中我得知老人是一个高级工程师……老人的宽容和勉励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，时刻提示着着我在医疗工作中细心、仔细，减少误诊误治的发生。
现在的患者维权意识都很强，他们认为，我花钱到医院就是为了接受最好的治疗的，我凭什么给实习生当“试验品”？
记得几年前，我带的一个下级医生在值班中，遇到了一个右手小指外伤的病人，拍片证实有小指指骨骨折，他给病人在门诊进行了清创缝合术，加铝板固定，手术后一个月，患者拆除铝板后，手指的功能因为固定而活动受限，医生让患者做功能锻炼，但患者认为是手术有问题，看我们的医生比较年轻，认定是实习医生，要医院赔偿，医院反复解释，这是正式医生，不是实习生，但患者不接受，坚持到医院组织部门查看了这位医生的执业医师执照后才罢休。
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，患者任何一个小手术都要主任上台完成，上级医生也害怕医疗纠纷，也不愿意放手，这样年轻医生的动手机会比以前少多了，长此以往，年轻医生怎么成长？
第二，上级医生带教意识减弱
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我们实习的时候，每个实习队专门配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带队，他的任务就是带教，我实习时候的一个小故事，让我难以忘怀：
1982年，我在孝感地区医院实习，当时我们实习的领队是同济医院的肖会文老师，当时她还是一个主治医师，她的专业是肾内科，由于当时肾内科和心血管内科是在一个病区里，肖老师的心血管的功底也很深。当时的带教老师十分负责，一心扑在学生身上，只要有什么典型的病例，一定要通知所有的学生去看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记得我在外科实习不久，就有同学通知我，肖老师叫所有的学生到内科去看一个病人。我赶紧跑到了内科，看到肖老师将听诊器用胶布固定在病人的胸壁上，让学生轮流听这个病人的心音，听完后，肖老师告诉我们，这是“海鸥音”，是一种很少见的心脏杂音，又仔细地给我们讲述了“海鸥音”的临床意义……
30多年过去了，对于“海鸥音”的临床意义，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只知道是一种心脏瓣膜病变的表现，现在多次查资料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结论。
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，许多心脏的病变可以通过彩超和心血管造影明确病变的部位，或许心脏听诊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了，但“海鸥音”和听“海鸥音”的经历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，肖老师的基本功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，现在或许再也找不到肖老师那样的带教老师了。第一次听“海鸥音”的经历成为了我永远的纪念了。
现在的医生承担着比过去大得多的压力，他们有专业技术上的压力，经营的压力，还有防范医疗纠纷的重任。很少有医生能够把带教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，年轻医生在临床上很难得到系统的指导，悟性高的医生，可以从老师工作中“看”会一点经验，悟性不高的，可能就进步缓慢了，这种“放养”式培养是不利于年轻医生成长的。
还有的老师利用年轻医生收集资料，搞科研，做实验，影响了年轻医生在临床工作的时间，丢掉了他们迫切需要学习临床基本知识的机会。
有一位消化内科的博士，在读书的时候，大量的时间用在减肥药的研究上了，毕业后，减肥药物没有研究出来，临床技能也没有得到培养。在临床工作中经常出错，最后医院建议他下岗。好在某医院在招聘院长，看着他的博士学历，成功的当上了院长，避免了在原医院下岗的“厄运”，这样的高学历低能力的事情，临床上并不少见。
第三，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
现代的医学技术飞速的发展，使得原来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受到了挑战，如：由于腹腔镜的技术的发展，许多腹部疾病不再需要进行传统的开腹手术了，但传统的手术仍不可放弃，以胆囊结石为例，对复杂的病人，和出现胆管损伤等并发症的病人，仍需要传统手术来做“清道夫”，由于没有传统的开腹手术的经验，遇到这样的病人，年轻医生往往就“束手无策”了。
又如，无张力疝修补的出现，现在的年轻医生几乎没有做过传统的疝修补手术，如果在农村，或者没有疝补片，遇到这样的病人怎么办？没有传统疝手术的经验，对于腹股沟管的解剖是难以充分理解的，对于开展无张力手术也是不利的。
再如，现在电刀和超声刀的出现，外科医生打结的机会明显减少了；吻合器和切割缝合器的出现，胃肠道的许多手术的过程就明显的精简了，其结果是手术进度加快了，但外科医生的操作技能减退了。
因此，医学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福音，但也让医生的技能下降了，我们的年轻医生就很难掌握这些传统的技能了。或许有人认为，有了现代技术了，可以放弃传统的操作技能了，其实，传统的操作技能与现代的技术进步是相辅相成的，缺一不可，只有掌握了这些传统的技能，又能掌握现代操作技术的医生，才是一个完美和合格的医生。
第四，年轻医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
或许是受现在社会的影响，或许是找工作的压力，或许是考研的压力，年轻医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。笔者认为，年轻医生存在如下问题：
首先，基础知识不足
一般认为，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医生理论知识应该是很强的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：
几年前，某医院一个新毕业的医生，上级医生查房的时候，问输钾的四原则是什么？不知道！那么，输钾的浓度是多少？不知道！这是临床上最基本的东西，也是最危险的东西，每个医学生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是必须要强调的，也是必考的,真不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毕业的？
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，是老师的责任，还是学生的责任，我不得而知；但是，这种状况是必须要改变的，否则，将会危及病人的生命。
其次，学习的主动性不够
我们刚毕业的时候，几乎每天守在病房里，只要有手术抢着上，如果是下班前来的病人，一定要抢在下班之前，把病人送到手术室去，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来完成这台手术。分来的同学们都在比着谁的手术做得多，做得好，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掌握手术的技能，后来，我们带的年轻医生也有很多好学的：
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天，病房收治了一个急性阑尾炎的病人，按道理我应该带着我专业组的医生去做这个手术，可是一个不是我专业组的医生，看到这个病人后，积极做术前准备，写完了病历，把这些资料那倒我面前说：“纪老师，病人我准备好了，您看看行不行？”看到这种场面，我只有放弃带我专业组的医生了，我不得不带他做这个手术了。
时间过了20年了，这位医生也已经走上领导的岗位了，我经常给年轻医生讲述这个故事。
其实，在实习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有名的“痞子”，只要有机会，有手术，有操作，我一定是要争取上的，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：
1982年夏天，我在麻醉科实习，由于天气热，医院正好手术不多，我急于想做麻醉，就经常倒外科去看有没有手术病人，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病房收治了一个阑尾炎的病人，这种病人对于我们实习医生来说真是求之不得。我高兴地跑回科室跟带我的老师报告这一情况，老师告诉我，他马上要下班了，麻醉由夜班的老师做，可夜班的张老师脾气特怪，从不带学生做麻醉。我想要老师和夜班的张老师打个招呼，让她带我做麻醉，老师告诉我：“张老师是个老姑娘，我不愿意和她打招呼，你想做麻醉就自己跟她说。”
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在食堂里遇见了张老师，告诉她马上有一个手术，并希望她能带我做麻醉。脾气古怪的张老师冷冷地回了我一句：“我不带”。我碰了一鼻子的灰,仍然不灰心，吃完饭就到科室去做麻醉前的准备工作，病人来了，我赶紧给病人量血压和脉搏，张老师理也不理我，她给病人完成了麻醉。我又给老师打好了麻醉包。
在手术快要结束时，又来了一个阑尾炎的病人，张老师这时才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来做。”由于是第一次做硬膜外麻醉，我对麻醉的要领掌握的不好，穿刺时用力稍大就有脑积液流出，说明穿刺失败，穿刺针进入了珠网膜下腔。这时张老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，“没关系，换个节段再打”。在老师的鼓励下，我成功地完成的麻醉，病人顺利地完成了手术。用现在的观点看，只要第一次麻醉打穿了，就不应该换节段打，而应改用其他麻醉。因为换节段打，有可能会发生全脊髓麻醉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我都感到后怕。
说来也巧，就在第二台手术快结束时，又来了一个肠梗阻的手术，由于肠梗阻手术我没有做过，我跟张老师说，我想去做肠梗阻手术，张老师板着脸对我说：“先做好你自己的事情”。看到老师不高兴了，我也不敢再说什么，赶紧给病人做麻醉，这次麻醉非常的顺利。正当我要清理东西时，张老师让我去洗手。我知道老师让我上手术了，而她却在帮我监护病人。
三十年过去了，当年带我的麻醉老师姓什么，我已经记不起来了，但是这位“古怪”的张老师我却记忆犹新。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“经典”故事，每次带学生我都要讲给学生听。
我在查房中常常结合病人进行教学查房，可是常常遇到我前几天讲过的内容，过几天再次提问，下级医生仍然不能回答，说明压根就没有记住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医院讲课，为了活跃课堂的气氛，我准备提2个小问题，为了怕年轻医生紧张，我事先把提问的问题告诉了他，答案只有几个字，可是在课堂提问中，仍然有一个问题回答不出来。
至于手术，有的也是能不做尽量不做，能拖的尽量拖，有事需要加班也是能躲就躲，这和我们30年前世刚刚相反。
最后，不愿意接受批评
在80年代，年轻医生经常接受老师的批评，甚至在手术台上因为使用器械不当，而被老师拿器械敲手，在疼痛过后，我们很容易纠正了自己的不良习惯。然而，当我们再拿这一套去批评80后的年轻医生的时候，就不管用了，甚至产生抵触的情绪：
记得有一次，我在手术台上纠正了年轻医生的打结方法不对，导致打结不紧，这本是一次很正常的沟通，后来，我听护士告诉我说，这位医生不服气的说：“他说我打结不紧，他昨天还不是有一个结没有打紧。”我不记得我是否有打结不紧的事情，就是有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每个医生不能保证每次操作都是成功的，但打结不紧是可以纠正的，我意识到对80,90后不能用我们传统的培训方法了。
在今年我们医院新大学生培训中，我给新同事们讲了一堂课，我开场白是这样的：我是60后，你们是90后，我们之间是存在着代沟的，打一个比方：如果今天有人表扬你做的某件事情做得很好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我现场问了一位年轻的医生,她的答复是：“谢谢”。而我的答复是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做的还很不好。”这就是我们的差异，这就是我们的代沟。但这不影响我们的沟通和合作，你们唱着《小苹果》，看着《小时代》，但我希望你们不要丢掉了中国的传统……讲完课，大家接受了我的观点，纷纷加我的微信，与我交流，填补了我们的代沟。
笔者认为，现在年轻医生进步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不能归咎于某一个原因，我们也无意指责我们的年轻医生，也无意指责我们的上级医生。让年轻医生尽快挑起临床的大梁，需要全社会来关心、爱护我们的年轻医生，让他们能够尽快成长。
文：纪光伟
来源：“医学界”微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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